美国国会参议院23日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已经由众议院批准的共同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试图对伊朗动武前寻求国会授权。
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通过以来，美国国会两院很少以这种方式共同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虽然这项决议更多具有政治象征意义，法律强制力有限，但在共和党仍然掌控参议院、特朗普依旧主导本党政治议程的背景下，这一表决显然不是普通的国会程序。
共和党内部出现裂缝
值得关注的是，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他们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兰德·保罗长期反对美国卷入“永久战争”，这不是一时转向。苏珊·科林斯和莉萨·穆尔科斯基一向比较重视国会监督权和程序正当性，也并非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最坚定的追随者。比尔·卡西迪则长期与特朗普关系紧张，其投票也反映出共和党内部的现实裂缝。因此，这次表决不能简单看成几名共和党人“反水”，更不能只理解为他们见风使舵，它背后有更深刻的政治变化。
伊朗战事正在改变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授权的政治结构。特朗普仍然拥有共和党基本盘，但他已经不能当然地认为，共和党国会议员会无条件支持一场目标不清、成本上升、影响油价并可能拖累中期选举的战事。战事刚开始时，许多共和党人往往不愿公开反对总统，尤其在“国家安全”名义下，党派团结仍有很强约束力。但当军事行动没有迅速取得明确成果，国内经济压力和选民厌战情绪不断累积时，国会议员就必须重新衡量政治风险。
这正是美国外交政策当前矛盾所在。美国在军事上仍然强硬，政治上却越来越害怕长期战争；战略上仍想维持霸权地位，普通选民却越来越不愿为霸权买单。对美国决策层来说，支持以色列、保卫能源通道和维护全球信誉仍然是战略问题；但对很多美国选民来说，战争首先意味着汽油价格上涨、财政开支增加、士兵伤亡以及国内治理继续失焦。当战争收益变得抽象，战争代价变得具体，国会的态度自然会发生变化。
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曾试图推动某种战略收缩。他反复强调“美国优先”，批评美国陷入“愚蠢战争”。不过，第一任期的外交和安全团队中仍有不少共和党建制派人物，他们更熟悉冷战后美国对外扩张和军事干预的传统，从未真正执行特朗普的收缩路线。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在人事和政治经验上更有主动权，也更敢把战略收缩付诸实践。但美国不是由总统个人塑造的国家，军工复合体、亲以色列政治捐助网络、国会鹰派和官僚体系仍然强大，它们会不断把白宫重新拉向强硬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军事行动的受挫，确实带有某种“苏伊士时刻”的意味。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法发现自己已经无力按照旧帝国的方式维持全球干预。今天的美国暴露出一个相似问题：当一个霸权国家缺乏国内共识、财政承受力和清晰的战争目标时，军事优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政治成功。
这次表决也会进一步削弱共和党建制派强硬外交路线的影响力。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相当程度上受到共和党强硬派、亲以力量和传统安全鹰派的推动。但从结果看，强硬路线并没有证明自身有效，反而让特朗普承受了更大的民意压力和国会压力。特朗普未来很可能重新强调自己是“结束战争”的总统，继续声称不打“愚蠢战争”，同时又保留对伊朗的军事威胁。换言之，他会把军事行动更多当成谈判筹码，而不是回到历史上共和党长期坚持的新保守主义路线。
当然，共和党不会因此变成和平主义政党，但共和党建制派过去那种带有长期扩张色彩的外交理念，确实会遇到更大阻力。“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群体支持的“选择性强硬”正在上升，它反对长期驻军、反对无休止对外援助，却并不排斥在特定时刻展示武力。共和党对外政策可能不会变得温和，却会变得更受国内选举牵制。
民主党不是反战政党
民主党在这次表决中的角色也不宜美化。民主党多次推动限制特朗普战争权力，确实有维护国会授权程序的一面，但也有明显的党派斗争和选举计算。许多民主党议员同样接受亲以色列游说网络或相关政治捐助网络的支持，也并未真正放弃美国干预主义传统。民主党借战争权力问题打击特朗普，并不等于它已经成为反战政党。
因此，这次参议院表决的深层意义，不在于美国国会突然改变态度，而在于美国霸权政治内部的裂缝正在扩大。美国民意要求政府不要再轻易卷入海外冲突，但美国国家机器仍然保留强烈的霸权惯性。特朗普既要迎合选民的厌战心理，又要照顾军工集团、亲以色列政治力量和共和党强硬派诉求，其外交路线很可能继续摇摆。
未来美国未必会走向传统意义上的孤立主义，但反对长期干预、强调战略克制，将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潮流。美国仍想维持霸权，却越来越难说服选民为霸权承担代价；它仍会使用强制手段，却越来越难承受一场没有明确收益的战争。战争权力表决所揭示的，正是美国全球战略进入调整期后的内在困境。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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